再谈商鞅方升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 丘光明

    商鞅方升既没有后母戊鼎那么巨大（高133厘米）、厚重（960克），又没有毛公鼎铭文的鸿篇巨章（共刻497个字），更不似许多古代青铜器上饰有精湛、奇丽的纹饰，但它却是文史界无人不知的国家重量级文物，更是中国度量衡史不可不提的标志性器物，是战国至秦汉容量、长度单位量值赖以比较的标准。商鞅方升通长仅18.7厘米、高2.3厘米、重480克，但它器形完整、刻铭翔实，前后又经历了120多年的实际使用时间，从秦孝公变法时商鞅统一秦国度量衡到秦始皇统一六国，是天下尽用秦制最有力的物证，同时也充分说明秦始皇统一度量衡，是商鞅在秦国变法的继续和发展。那么商鞅方升这件器物本身，近百年来又经历了多少沧桑，最终才得以收藏在上海博物馆的呢？

历经沧桑的商鞅方升

　　商鞅方升距今已有2300多年了，它不是近代科学考古发掘的成果，那么它是何时、在什么情况下被上海博物馆收藏的呢？这个问题多年来一直让我感到疑惑，后来隐约听说是“文化大革命”红卫兵抄家所得，但仍觉不确切，也不够详尽。直至最近，经考古所王世民先生指点，终于查到了由郑重先生著《海上收藏世家》一书，才总算解开我多年的心中之惑，故简述于下，与大家共享。
　　20世纪70年代，曾查阅到龚心铭先生早年出版的《浦口汤泉小志》，其上载有一图为：“周爰秦量之室”，让我顿感收藏者对此器重视的程度。文中收录了先生撰写的《周爰金考》、《秦鞅量考》二篇。周爰即今释读为郢爯，秦鞅量即商鞅方升无疑。龚氏为安徽合肥人士，是近代著名的收藏、鉴赏大家，所藏之历代玉玺、金饼、字画、青铜、瓷器等数量可观，而先生特别看重的却是楚国金饼及商鞅方升，尤以方升为重。故在著录《浦口汤泉小志》后，世人皆知方升藏于龚氏家族。龚老先生在弥留之际曾向其子龚旭人交代：秦量和印子金（即楚国金饼）是传家之宝，谁要外卖，谁就是罪人（方升系龚心铭夫妇筹措巨资购于清晖阁，后庋藏于龚氏汤泉别墅，因看重金饼和方升这两种重器，又将别墅改名为“周爰秦量之室”）。此遗嘱一直被其后人遵循，从不轻易许人，如有人追问得过紧，便说被先祖卖给外国人了。无论是施以权势（日伪时，日本人也多次来寻），或出重金，或以优厚、诱人的条件换取，龚家人都从未动摇过。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龚旭人女儿所在工厂的造反派，前后28天不断地去抄他们家，抄出其他文物及楚国金饼50多块，唯独不见方升。造反派并未罢休，最终在龚旭人妻侄家抄出，当时造反派拿着这只像煤铲似的东西，到上海博物馆请教专家识别后，才确认此即“商鞅方升”。“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按政策方升及其他文物一并归还龚家。因龚旭人在方升被抄走后，过分悲痛当即而亡，其夫人也已过世，龚旭人的子女们经过再三考虑，最后背负着违反祖训的恶名，还是将祖传的一大批珍贵文物悉数交给了上海博物馆，其中也包括商鞅方升。这才使这件流传了2300多年的贵重文物，最终走进了文物保存的圣殿———上海博物馆。

对商鞅方升的研究与考证

　　《史记•商君列传》记：商鞅“平斗桶（斛）、权衡丈尺。”为了在秦国建立起完备的度量衡制度，商鞅亲自督造了一批度量衡标准器发放到全国各地，今天仍流传于世的方升便是其中幸存的一件。方升铭文早期的释读者就是龚心铭先生。他在《秦鞅量考》一文中对此器上的两段铭文释读如下：“十八年，齐卿大夫众来聘，十二月乙酉，大良造鞅，爰积十六尊五分尊一为升。重泉。”对这一段文字，龚氏又作了如下的解释：“按大良造鞅乃商鞅也。《史记•商君列传》记：商鞅姓公孙，少好刑名，因秦孝公宠臣景监以求见孝公。三年，卫鞅说孝公变法，十年以为大良造……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平斗桶（音勇，今之斛也）权衡石丈尺。此量十八年诏，当在秦孝公时商鞅治秦所凿，后人只知丞相绾法度量衡石丈尺，不知商鞅治秦平斗桶已在前也（丞相绾，王绾也）。”底部一段文字释为：“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歉疑者皆明一之。”对秦始皇加刻的这一段文字，龚氏的解释如下：“按此诏乃始皇帝兼并天下后，诏李斯改小篆所凿，故字文较肥，前诏文细，仍是先秦文字，乙酉，酉字尚有锺鼎笔意，重泉二字似与前诏同时刻，临字是后刻（以意揣之，此量始用于重泉地方，继又用于临）。重泉，《史记•秦本记》：秦简公六年，令吏初带剑落城重泉。（《地理志》：重泉县属冯翊，在陕西同州府蒲城，周时为晋邑，秦为重泉县。）临：《左传•哀公四年》，荀寅奔鲜虞，赵稷奔临，临，晋邑，在直隶临城县东。”
　　这两段文字及龚氏的注释，其后引用者甚多，或作进一步深入研究，或加以扩展，早就习以为常，并无太多人去追查究竟谁是最早的释读者。今详阅前文，顿觉龚心铭先生不仅收藏，更潜心研究、多方考证，为我等后人铺平了道路，功莫大焉，实当载入史册。龚心铭先生的《浦口汤泉小志》印行于民国丁卯年（1925），距今已时隔86年。1935年，唐兰先生在《国学季刊上》发表了《商鞅方升与商鞅量尺》，将方升铭文中的“尊”字释为“寸”，并根据十六寸五分寸一为升，计算出方升的容积是200毫升，有人疑唐兰先生并没有真正见到实物。商鞅方升收藏于上海博物馆后，时任青铜器部主任的马承源先生，测得容积为201毫升，并且也有专文发表。此后凡提到此器者，当皆是上述的延续与发展。
　　方升能流传至今，经历一定十分坎坷，龚氏家族如此誓死保卫，确因认识其历史价值的重要，尤其对研究度量衡史更是不可或缺的标杆。今天把这段历史再重新叙述一遍，我想也是有必要的。

商鞅变法与度量衡

　　春秋战国，随着封建生产关系的逐渐成长成熟，新兴地主阶级在一些国家继续招募人才、聚集力量，并纷纷展开变法，伺机夺取政权。与中原各国相比，秦国地处西北边陲，政治、经济、文化均相对落后，国内的贵族势力却十分顽强，内部矛盾尖锐。直至秦孝公（前361～前338年在位）继位后，力图强秦，并于公元前359年任用商鞅主持变法。在商鞅的主持下，变法发布的第一道是“垦草令”（即开垦荒地）；秦国地广人稀，有大片土地尚未开垦。为奖励垦荒，规定凡经开垦的荒地，只要向政府自报田亩数，再由官府核定，就承认为私田。为了扩大耕地面积，还将旧有的100方步为亩改为240方步为亩。战国时，农业税早已成为各诸侯国主要的经济来源，土地被普遍开垦，税收必然增加，秦国也随之逐渐走向富庶。秦孝公十四年（前348年），秦国进一步推行赋税制，在开垦了大量荒地的基础上，为了保证赋税的如实征收，统一度量衡必然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而春秋战国时，度量衡的不统一是很普遍的现象；在诸侯割据的国家，除了国君所颁布的“公量”外，不少卿大夫还设有“家量”，造成度量衡的极度混乱。商鞅为了保证赋税征收的公平合理，统一度量衡必然要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有了统一的度量衡，才能为田亩的丈量、赋税的征收提供有力的保证。商鞅在变法过程中，还十分重视和强调对“数”和“量”的精确统计，设“治吏内史”征收土地税，设“少府”征收人头税、手工业税和商业税，还要求地方官吏定期向中央“上计”，包括对库存粮食、垦田和赋税数字的统计等，这61计量史话CULTURE文化中国计量China Metrology 2012. 8计62文化CULTURE 计量史话些也都要求有统一的度量衡作为保证。正因为如此，历代对商鞅改革度量衡，都给予了高度的重视。

商鞅方升的历史价值

　　《史记•商君列传》载：“孝公十年（前352年）商鞅为大良造。”此器正是商鞅任大良造八年后督造的。第一次刻铭的大意是，孝公十八年，齐国派遣了由卿大夫多人组成的使团，到秦国商讨有关重大事项。这年冬十二月乙酉，大良造商鞅监制了标准铜量器，容积为十六寸又五分之一立方寸。为了记录两国间的这次外事活动，同时也在方升上刻铭为证。方升的制作年代距今已有2300多年，器壁已有锈蚀。经上海博物馆精心处理，在需要测量点各去锈2毫米，再测其内径各边的尺度，得长12.5厘米、宽7厘米、高（2.27～2.3）厘米，根据实测计算方升的容积为201毫升，即等于水的相同毫升数。《汉书•律历志》云：“量者……用度数审其容。”商鞅方升是目前所见最早“以度审容”的国家级标准量器的实物。
　　商鞅为了适应变法的需要，坚持改革、健全度量衡制度，为达到“一度量，平权衡、正钧石、齐斗甬（桶）”的目的，还在每年春秋二季定期对量器进行鉴定。蔡泽对商鞅统一度量衡曾给予很高的评价：“夫商君为孝公平权衡、正度量、调轻重，决裂阡陌，教民耕战，是兵动而地广，兵休而国富，故秦无敌于天下，立威诸侯。”商鞅统一度量衡，不仅加快了秦国强盛的步伐，还为以后秦始皇统一全国度量衡打下了基础。
　　商鞅变法也并非一帆风顺，变法一开始便遭到旧势力的竭力反对。秦国大夫甘龙、杜挚首先出来公开与新法对抗，他们宣扬“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大有从制度到器具一律不准有所改变之势，并唆使太子驷抗法，想以此来破坏新法的推行。《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平斗桶，权衡丈尺，行之四年，公子虔复犯约，劓之。”商鞅坚持革新，不畏权贵，与保守势力进行殊死斗争，保证了新法的贯彻执行。商鞅统一度量衡对于加强秦国内部的联系，推动经济文化的发展，加快秦国强盛的步伐发挥了作用，更为此后秦始皇统一全国度量衡奠定了基础。

（摘自：《中国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