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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唐朝衰落史看上下级相处之道

党建锋


  唐朝初年,唐太宗李世民与房玄龄、魏徵等名臣君臣相处和谐融洽,共同谱写了贞观之治的历史华章;唐朝中期,唐玄宗李隆基任用姚崇、宋璟等名相,造就了开元盛世的历史传奇;而在唐玄宗执政后期,他却任用李林甫、杨国忠等奸相,最终导致安史之乱爆发,唐朝也从此由盛转衰、历史车轮滚滚步入了晚唐的夕阳霞光中。以史为鉴,从君臣遇合、君臣背离等历史经验中,笔者体会到几点上下级相处之道,可供组织管理者借鉴。
  一、谈上下级相处之道,首先要认识上下级都要有超越各自利益的共同的使命感,即他们要真心拥护并有着为所在组织愿景实现而全力奋斗的使命感,这种使命感会成为指导及影响上下级关系的最高原则
  贞观初年,天下凋敝,百废待兴。唐太宗李世民与魏徵等一干名臣都有着彻底纠正隋朝错误统治,造就国家富强、百姓安居、四夷宾服的高度历史使命感与责任感。在这样的伟大使命感引领下,唐太宗能够做到虚心纳谏,广泛深入了解下情,以便为组织的正确决策奠定坚实基础。而房玄龄、魏徵、李靖、温彦博等一干臣子,也能够做到事事以国家利益为重,充分发挥个人才干和文韬武略,积极建言献策,以“耻君不及尧舜”的伟大责任感衷心辅佐唐太宗治理国家。
  再看看唐玄宗统治后期,承平日久的唐玄宗李隆基不再励精图治,而是精神懈怠,贪图享乐。彼时把持唐朝宰相要职的是历史著名奸相李林甫。这二位君臣之间是否有着共同的历史使命感与责任感呢?一丝一毫都没有。唐玄宗只想着歌舞升平,开心享乐,不再以国事为重。而李林甫作为国家重臣和政治机制运转的核心枢纽,他又是怎样履行宰相职责、报效国家的呢?史实表明,李林甫惯于用两面三刀的卑劣手段,打击异己,结党营私,以巩固个人权力,甚至“口蜜腹剑”这个成语就是自李林甫的工作做派中来。李林甫做事的最高原则只围绕着巩固自身宰相地位,满足其卑劣的权力欲;而唐玄宗之所以容忍李林甫把持朝政达19年之久,则是出于李能够以精明吏治相对较好地保持国家机器基本运转,不耽误自己享乐。君臣各取所需,不再把家国百姓的利益看得至高无上。这种毫无历史使命感与责任感的君臣关系,本质上就是相互利用、相互欺骗。此种君臣关系所导致的政治糜烂,也早早地为唐朝衰落埋下了巨大隐患。
  二、在组织共同愿景和使命感引领和感召下,上下级之间应该各自发挥优势及特长,相互支持、配合,共同为实现组织愿景和目标而奋斗
  唐太宗李世民之所以能够成就贞观之治的历史华章,唐玄宗李隆基执政早期之所以能够谱写开元盛世伟大的历史乐章,其主要原因都可总结为知人善任,善于发挥自身及下属特长,杜绝下属缺点对组织发展的伤害,领导、凝聚团队力量为实现国家富强、百姓安乐而持续努力。唐太宗任用魏徵为谏议大夫和门下省负责人,这个职位主要就是负责向皇帝建言献策。魏徵在长期的职业生涯中,充分发挥他善于建言的特长,敢于谏诤的勇气,尽心尽力辅佐唐太宗实现“天下大治”的组织愿景。同时唐太宗也充分发挥李靖的军事才能,发挥温彦博“奏事详明、办事公允”的能力,以及戴胄的“处理繁重事务,条理分明”的特长等,形成团队合力共同助推组织发展。
  在唐玄宗执政初期,他分别选任姚崇及宋璟担任宰相,也充分发挥他们各自优势,“崇善应变以成天下之务,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新唐书•姚崇宋璟传》),为谱写开元盛世奠定了坚实正确的执政理念及执政方略。而在唐玄宗统治后期,他不仅让奸相李林甫把持朝政长达19年,继而又把宰相之职授予毫无政治素养及道德操守的流氓无赖杨国忠。之所以这样做,只因为杨国忠善于逢迎拍马,能够让唐玄宗更加没有心理愧疚感地摆脱纷繁国事,专心纵情享乐。而杨国忠的最大优点和特长又是什么呢?他也继承了他的前任李林甫打击异己、高度捍卫自我私利的“最高”执政理念。即使“安史之乱”导致潼关被围、李唐王朝危在旦夕之时,杨国忠作为宰相也没有丝毫全局意识,而是趁此机会逼迫前线将领哥舒翰改变坚守防御战略,贸然出击致使全军覆没,最终导致潼关失守,长安沦陷。而杨国忠本人在“马嵬之变”中也被护卫皇帝逃命的士兵们斩首,估计这也是算计了一辈子的杨国忠所没有料到的结局吧。
  三、在组织愿景和共同使命感的引领和感召下,上下级之间还要厘清各自权力及责任边界,各负其责,衷心履职,才能真正形成团队合力,助推组织愿景实现
  作为上级应该负有组织领导及团结凝聚下属的责任和使命。上级要承担为团队指明前进方向及引领团队奋进的责任,同时也要注重树立内在权威感及领导力,满足下属对上级合法领导权的心理期待及精神期许。而作为下属则要努力承担自身岗位职责,明确自身岗位职责的权力边界,在职责范围内大胆发挥,主动积极,配合上级共同为实现组织目标而奋斗。要想成为一名合格或优秀的下属,就不能逃避职责,推诿工作任务或工作困难,甚至通过“反向授权”把完不成、或有难度的工作推给领导,或者超越自身职责权限越俎代庖,代上级行使管理职权。这种上下级权力与责任边界划分不清的状况,极易导致组织管理混乱,团队凝聚力,战斗力下降,团队成员的组织归属感也会严重受挫。
  贞观年间,唐太宗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他励精图治、善纳忠谏,兢兢业业履行国家首脑的政治责任,而魏徵、房玄龄等下属,他们也在各自岗位上充分履行下属职责,以直言、衷行辅佐唐太宗共同为组织愿景而奋斗。正如贞观三年时唐太宗对众侍臣所言,“君臣本同治乱,共安危,若主纳忠谏,臣进直言,斯故君臣和契,古来所重。若君自贤,臣不匡正,欲不危亡,不可得也……”
  而在唐玄宗执政后期,作为组织最高领导人的李隆基却以“自贤”居,怠于执政、沉迷于享乐,不再愿意履行国家领导人的政治责任和政治使命,他把自身的最高领导权力先后变相地让渡给宰相李林甫及杨国忠。而权力边界分割不清,向下属过度授权又无法实施有效监督及激励,过度膨胀、不受约束的权力最终导致结党营私,权奸误国,爆发安史之乱,开元盛世的美好乐章戛然而止。向下属过度授权,逃避领导者的责任与义务,必然导致组织权责边界管理混乱,下属可能尽享权力寻租之获利,把利益和好处都截留。而在遭遇难题和组织困境时却向上级“反向授权”,把诸多困难又反向推给组织领导者,显然其组织命运“欲不危亡,不可得也”。
  在“安史之乱”爆发、长安失守之时,宰相杨国忠怂恿唐玄宗放弃中原大好河山,去蜀地避难。原来杨国忠早已在兼任剑南节度使之时,就把蜀地经营为自我私利的大后方。此时杨国忠作为宰相不仅完全逃避了本职责任,更把皇帝向他的过度授权用到了自己的私利上。因逃难仓促皇帝及官兵一行饥渴交加、疲惫不堪,皇帝无奈只能放下架子向沿路百姓乞食,天性淳朴的百姓们见到高高在上的天子竟然沦落至此,都悲痛地哭了。百姓哭了,护卫皇帝逃难的士兵们却怒了,他们把潜意识里对负有最高领导责任的皇帝的深深失望和责难化为行动,斩杀了宰相杨国忠,逼死了杨贵妃。一定程度上来说,“二杨”的死是组织基层力量士兵们对最高领导人唐玄宗领导国家失败深深的愤怒和谴责。
  在唐玄宗统治后期,不管是组织最高领导人李隆基,还是组织管理者李林甫、杨国忠,他们都毫不在乎组织愿景和使命,而是“陶醉”在打击异己、巩固自身权力、追逐自我私利的快感中,最终导致组织溃败,覆巢之下岂有完卵?他们附着在组织肌体上的命运当然也会急转直下,快速灭亡。
  从以上分析可看出,上下级相处之道,首先要建立高于上下级各自利益的共同的组织愿景和使命感,这种使命感和愿景会成为引导、修正上下级关系的最高原则。其次上下级要在使命感及组织愿景的感召下,充分发挥各自优势,互相支持配合为实现共同目标而奋斗。最后上下级之间在实现组织目标的过程中,要科学合理地厘清各自权力及责任边界。上级要担负起主要领导责任,为团队指明奋斗目标及前进方向,让团队始终走在“做正确的事”的道路上,同时注重维护个人领导力,时刻勤勉务实、以身作则来影响和教育下属。而下属则要切实承担各自工作职责,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和个人优势,“把事情都做正确”,面对工作任务严禁逃避推诿或“反向授权”推给上级等。上下级形成团队合力,不断拼搏奋斗才有可能最终实现组织愿景及目标,同时也才能实现组织和个体的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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